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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有6年时间接受桐城派的陶铸,其思想等方面皆受影响

  2019-07-11 20:42

  来源:田园泥土香教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有6年时间接受桐城派的陶铸,其思想等方面皆受影响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有6年时间接受桐城派的陶铸,其思想,等方面皆受影响。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转载分享。

  原标题——毛泽东与桐城派

  来源于 公众号 王达敏 桐城派研究 前天

  毛泽东与桐城派

  作者 王达敏

  

  摘 要:毛泽东在求学阶段有六年时间浸润于桐城之学,其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创作风格等方面皆受到桐城派影响。他通过研读桐城诸家之作和具有桐城派气息的严复译著,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进化论,重视文以载道和艺术技巧,在欣赏和创作中推崇阳刚之美等。1949 年之后,桐城派结束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文采风流而走进无数读者的精神世界,从而曲折地得以存续。

  关键词:毛泽东;桐城之学;文以载道;阳刚之美;存续

  

  

  作者简介:王达敏,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在青年时代,毛泽东有六年时间接受桐城派的陶铸。此后,他长期浸润于包括桐城派在内的古典传统里。他的盖世才华、煌煌著作内,积淀着桐城派的丰富元素。1949 年之后,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革,桐城派作为一个植根于古典传统的派别,终于?诿嘌邮倌曛蠡暇浜拧M┏桥伤淙恢战幔┏侵б欢ǔ潭壬显蚪柚蠖牧煨涞匚缓臀牟煞缌鞫呓奘琳叩木袷澜纭?

  

  

  一、寝馈于桐城之学

  毛泽东在人生的起点上即迈进了桐城派之门。1912 年下半年,他年十九,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阅读了严复翻译的一系列世界名著,初步触摸到进化论等西方思想,也初步体验到严复以桐城笔法所营造的文境之美。1913 年春至 1918 年 6 月,他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在国文老师袁仲谦、伦理学老师杨昌济教诲下,研读曾国藩、韩愈、方苞、姚鼐、吴汝纶和孔孟程朱的著作,受到桐城派的基本的训练。

  把毛泽东引向桐城之学的,最初是通过严复的译著。1912 年秋冬,毛泽东在自修中的最大收获,是读到严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1。《天演论》由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半部分改编翻译而成。赫胥黎认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在按语和夹译夹议中认为,这一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试图在国家忧患中惊醒麻木的灵魂。《天演论》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在飘摇的中国引起强烈震荡。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自此成为近代思想界的主流。

  《天演论》是一部具有桐城派特色的译著。鲁迅说:该书“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2。《天演论》中的桐城派特色,是严复师法吴汝纶的直接结果。吴汝纶是桐城派一代文宗,又是清末开眼看世界的学坛领袖,深为严复所仰慕。严复自 1896 年开手翻译《天演论》后,不断致书吴汝纶,请教翻译问题。吴汝纶则诲人不倦,从体例、文体、语言和译名等方面悉心指导。这些指导大半为严复采纳。例如,《天演论》上卷十八篇,采用吴拟篇名十七;下卷十七篇,采用吴拟篇名十一;严复自题者只有七篇3。吴汝纶对《天演论》评价很高:“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4;“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5。桐城派在曾国藩之前以唐宋之文为楷式,在曾国藩之后以先秦西汉之文为典范。吴汝纶称严译直逼晚周诸子,正是在新范式下,对严复的高度礼赞。此外,严译《原富》问世前,吴汝纶也与严复一起细心切磋琢磨,并为之作序推介。严译声华籍甚,除了其内容震撼人心外,也与其含蕴桐城特色和吴汝纶鼎力揄扬有关。毛泽东通过阅读严译,首次接触到进化论等西方思想,也首次接触到桐城派的文风。

  毛泽东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则直接把毛泽东引向桐城之学。晚清湖湘文坛是桐城派的天下,曾国藩、吴敏树、杨彝珍、孙鼎臣、郭嵩焘、舒焘和欧阳勋等,均对姚鼐之学笃好不厌。袁仲谦为光绪丁酉科(1897)举人,在湖湘浓郁的桐城派氛围中走上求学、治学和教学道路,对桐城派情有独钟。毛泽东在湖南四师和一师就读五年半,深受袁仲谦宠异6。本来,他习文的楷模是梁启超。1910 年秋,他在湘乡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爱不释手,既叹服梁启超的思想,也为其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所征服。素不喜桐城文的梁启超,恰为袁仲谦所轻蔑。袁仲谦命毛泽东放弃梁笔,改学桐城文,以韩愈为师7。

  毛泽东走向桐城之学与其历史教师颜昌峣也不无关系。颜昌峣曾留学日本,著述甚丰,是湖南近代学坛名家。在岳麓书院求学时,从游王先谦之门,受桐城诗古文法。其学主于经世;其文远效韩欧,近法曾国藩,博大之气充于篇章,颇得吴汝纶赏识。吴汝纶曾谓:“文章之衰也久矣,息庵殆将起而振之也。”息庵为颜昌峣之号。颜氏曾撰《桐城派古文之建立及其流别》,对桐城派源流正变述之周详。1915 年,他受湖南一师之聘,担任毛泽东的历史教师。1920 年,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他撰写《湖南自治的商榷》加以评论。现存有关毛、颜往还的资料不多。但颜氏治桐城之学颇有造诣,其与袁仲谦等教师在湖南一师营造了一个推崇桐城派的氛围,对毛泽东的走进桐城之学当然会有所助益。

  文承韩欧是桐城派的家法。自方苞到吴汝纶,韩愈在桐城文统中一直位居首席。袁仲谦绍继的,正是桐城派的尊韩传统。毛泽东听从袁仲谦指点,对韩愈作了深入研修。他在长沙旧书铺购到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此书页面破损,文字有讹。他借来经袁仲谦批注过的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误补损,花去了数月闲余功夫。他借助字典和注释,对韩文的字、词、句、篇和意义深研细究,并做圈点批注。融会贯通后,又对之进行反复默读和朗诵。经过持久用功,他对韩集大部分诗文能够流利背诵8。在现存毛泽东 1913 年 10 月至 12月所记《讲堂录》9中,涉及韩愈的诗文就有《荆潭唱和诗序》《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等十余篇。多数作品后面,都有他对词、句的释义和相关内容的评议。

家法。自方苞、姚鼐到曾国藩,桐城派诸家都是儒家正统观念的坚定信仰者和捍卫者。曾国藩的道德、事功和文章冠冕一代,其理学素养也出类拔萃,是晚清宋学阵营的一面旗帜。1913 年冬,毛泽东由袁仲谦、杨昌济指导,广泛阅览了曾国藩撰《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圣哲画像记》和其他儒者的著作。他对曾国藩高山仰止。他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10办事,指事功;传教,指建立并传播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毛泽东以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是传教者,诸葛亮、韩琦和左宗棠是办事者,只有曾国藩和范仲淹是办事、传教兼而有之,可称圣贤而不朽。1917 年 8 月 23 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以为,曾国藩学有根底,得宇宙之大本大源,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因此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1所谓曾国藩的传教、学有根底,指的就是其持守的儒家正统学养。

  方苞、姚鼐和吴汝纶是桐城派标志性人物。1913 年冬,毛泽东接触到方、姚、吴之作。方苞闻听友人翁荃行为不检,作《与翁止园书》讽切微至。毛泽东在《讲堂录》中云:“《与翁止园书》,戒淫也。淫为万恶之首,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12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因所托非人,致使营救失败。姚鼐作《范蠡论》,得出“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的结论。毛泽东视姚鼐此文为史论典型,赞其结论:“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13姚辑《古文辞类纂》,毛泽东在 1915年即已熟悉;1949 年后仍喜而不厌,“从北京图书馆借来看后还了回去,过了不几天又要看。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14。1959 年 10 月 23 日外出,他指名携带的图书中,就有《古文辞类纂》15。吴汝纶的手笔,毛泽东在阅读《天演论》《原富》时已经领略过。日本学者西师意是吴汝纶弟子,所撰《实学指针》备述英俄德美之富盛,以激励中国士夫愧愤感发,思所以自振拔。吴汝纶在序中对此深表感佩。毛泽东阅读《西师意〈实学指针〉序》时,对书中所涉推动西方工业革命的学者加以记注16。

  此外,桐城派的支流阳湖派也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关注到阳湖派的领袖恽敬。他在《讲堂录》中特意为恽敬立了小传:“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前清乾隆癸卯举人,官江西瑞金知县,有《大云山房集》。世称其文为阳湖派。”17同时,他还揭示了桐城派、阳湖派的差异:“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者,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18

  

  

  二、得之于桐城者

  毛泽东长期浸渍于桐城之学,在思想、文艺观念、审美趣味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均受到桐城派影响。

  毛泽东通过严译《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一是,他接受了《天演论》中阐述的运动、变化、斗争、发展的自然观,即在斗争中求生存,在变化中求发展;二是,他强调中国若要图存并适应世界发展的竞争潮流,就必须重塑国民精神,对于旧思想、旧道德,花大力气摧陷廓清。只有以变为本,涤旧染新,中国才会重生。他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之必要。”19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还数次提到达尔文、赫胥黎和严复,提到进化论,在批判的同时,仍然给予高度赞誉。20

  毛泽东通过曾国藩等真正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在私塾读书六年,他已经接触过四书五经,虽不懂其意,但相信孔夫子。在师范,他通过曾国藩和其他儒者的著作,才开始进入儒家的思想世界。他敬佩孔孟,以为他们得宇宙“大本”21;敬佩朱熹,赞其“千载德犹馨”22。1919 年初,他在南下上海途中,尽管一贫如洗,仍然去曲阜和邹县朝圣23。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正面引述孔孟程朱之处俯拾即是。单是一篇《体育之研究》,征引四书五经即有八、九处。《〈伦理学原理〉评语》所用概念,如良知、良能、知性和浩然之气等,也多出自《孟子》24。1959年 10 月 23 日,他外出指名携带的书单上,仍有朱熹的《四书集注》25。虽然他的思想几经转向,但由方姚所发扬而被曾国藩所光大的孔孟程朱道统,仍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接受了桐城派文以载道的理论。文以载道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桐城派诸家对儒家传统中零散的文以载道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有力阐释。从方苞到曾国藩,桐城诸家无不主张以文阐道翼教。他们尽管强调文人之能事,但仍然以为,道是主宰,文则处于从属地位。毛泽东受到桐城之学陶铸后,将程朱理学、韩愈文章打并一处,提倡儒者之文,贬抑文人之文,并拈出做人与作文、文与道的命题。他说:“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26儒者之文所载之道正,因而显得清以纯;文人之文往往漠视文的载道功能,因而显得肆而驳,而不足观。要做到道正,首先要做到人正。要做到人正,就要“以贤圣为祈向”,“为学重在行事”。以贤圣为祈向,“孝义廉耻即生”;为学重在行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7。1915 年 9 月 6 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阐述曾国藩所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科之学时云:《经史百家杂钞》“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28。其实,姚鼐、曾国藩皆主文以载道,皆以为考据、辞章应以义理为归。所不同者,姚鼐卫道已甚,曾国藩则甚之甚者,同时纳经济于义理,显现道的实践品格。《古文辞类纂》乃文以载道之作,毛泽东仍嫌其偏重于文,以为《经史百家杂钞》突出“干”,也就是道的主体作用,才算道文兼备,难能可贵。可知他在文道关系中,对道是怎样看重。1942 年 5 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文以载道的经典文本。“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29,是他对文道关系的最后定论。这一定论与桐城之学若合符节。

  毛泽东接受了桐城派重视技巧的传统。在追随袁仲谦学文时,他很看重行文技巧,提出:“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30颠倒簸弄,就是技巧。1938 年 4 月 28 日,他在鲁艺所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中,明确提倡向桐城派的讲究技巧学习:“清代桐城派作文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311955 年 10 月 11 日,他把行文技巧具体归结为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32如此重视技巧,不能不说是拜他曾经钻研桐城义法所赐。

  《讲堂录》中有关技巧的话语多可视为对桐城派文论的复述和阐发。例如,桐城派学者和毛泽东均以为,材料与技巧应该统一。刘大櫆说:“大匠操斤,无土木材料,纵有成风尽垩手段,何处设施? 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设施者甚多,终不可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33毛泽东说:“经史百家,天人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运用,起伏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明季之失,在法不足;今人之短,在材不足。”34桐城派学者和毛泽东均以为,文贵简。刘大櫆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35毛泽东说:“题须简要”;“古文之道,简切明白”36。另外,毛泽东说:“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无论诗文,切者斯美”;“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谈理要新,学文要古”37,等等。这些说法多可在桐城派文论中寻得渊源。

  毛泽东具有桐城派推尊的刚柔并济而以阳刚为主的审美趣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姚鼐首次对阳刚与阴柔的关系作了深度论述。在《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中,他从形而上的角度指出,文章之原本乎天地之道,道含阴阳,文有刚柔。世间之文,纯刚或纯柔都非文之至。文之至者,或偏于阳刚,或偏于阴柔。受《周易》之后形成的尚阳而下阴、申刚而绌柔的传统影响,姚鼐推崇的是阳刚中含蕴阴柔而以阳刚为主的风格 38。这一审美祈向为后来多数桐城派学者所尊。毛泽东与姚鼐一样,不喜欢一味铜琶铁板或一味儿女情长。他可以欣赏刚柔兼有而以阴柔为主的作品,但他的兴趣则偏于阳刚而不废阴柔。1957 年 8 月 1 日,他在评论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时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39豪放即阳刚,婉约即阴柔。毛泽东这里表达的识见与姚鼐可谓契合无间。他以为人的审美趣味会随心情的不同而生变化,则要比姚鼐进了一层40。

  毛泽东如桐城派学者那样极重文章神气和气势。刘大櫆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古人行文至不可阻处,便是他气盛。非独一篇为之,即一句有之。古人下一语,如山崩,如峡流,觉拦挡不住”41。姚鼐、曾国藩对刘大櫆的神气理论有更深开拓。毛泽东认为,为人和为文应有神气。这神气,鲁迅有,朱自清则无42。他以为文章要有气势:“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43文章气势应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千里大起伏、大屈折后,奔腾到海。

  毛泽东如桐城派学者那样极重《史记》和屈骚,喜欢吟诵诗古文辞。桐城派把《史记》视为圣经。归有光、方苞对《史记》的评点,是向来桐城派学者的为文指南;《古文辞类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收录了《楚辞》中大量作品,屈原的《离骚》尤其受到推扬;桐城派讲究因声求气,各家均把吟诵当成欣赏和写作的要着。毛泽东在向袁仲谦习文时,接触到司马迁及其《史记》和屈原的作品。他在《讲堂录》中说:“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44他用工笔全文抄录了《离骚》和《九歌》,置于《讲堂录》之前。1949 年之后,他一直研读《史记》《离骚》不辍45。关于吟诵,在《讲堂录》中,他特意记下曾国藩的话:“作诗文以声调为本。”46他研读韩集,吟诵各篇,直至烂熟。1957 年 8 月 1 日,他“睡不着,哼范词”47。1962 年,他发表《词六首》时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48这个“哼”,就是吟诵。他身边的一些工作者还记录了其吟诵诗文的生动情景。另外,桐城派自曾国藩后偏于散体,不废骈俪。毛泽东则在《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之外,甚喜《昭明文选》,尤爱其中的骈俪名作。二者之间当也不无关联。

  

  毛泽东著作中弥漫着桐城之学的气息。他曾说:“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49袁大胡子指袁仲谦。毛泽东的文言文深受桐城派影响,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数十篇文言文,从用词到气势,颇有韩愈、曾国藩的行文神韵。他1919 年 8 月 15 日所撰《祭母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感情真挚。其中“恺恻慈祥,感动庶汇”两语,即取自曾国藩家书50。不仅如此,桐城派的元素也渗透在他的白话文中。1969 年,吴孟复被遣送乡下,劳其筋骨之余,细读毛选,“他咬文嚼字,划段析句,后来竟然从毛泽东的文风中发现与桐城派文章的相通之处”51。毛泽东长期寝馈于桐城之学,其著作自然带有桐城派的烙印。吴孟复乃桐城派嫡脉,老于为文,能窥破毛泽东的文风与桐城文章之间的关联,是一点也不足怪的。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重视颜李学说,与桐城派的推崇颜李学派息息相通。1917 年,毛泽东说:“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52他颇欣赏颜李重武的实践品格。桐城派中,方苞与颜李学派的李塨、王源交好;徐世昌自 1916 年起倡导颜李实学,后以总统之尊,下令将颜李从祀孔庙,又创办四存学会、四存中学和《四存月刊》,主纂《颜李丛书》,扩充了桐城派的道统,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颜李之学倡扬实学和躬行实践,具有浓重的否定书本知识的反智倾向。颜元提出:“读书人便愚,多读多愚。”531949 年后毛泽东所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54,可视为颜李之学的当代回响。

  毛泽东一生笃志嗜学,知识渊博,桐城之学仅是其知识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他的一些思想、文艺见解和创作特点往往从多个知识系统中提炼而出。那些与桐城派相同、相通或相近之处,有的直接得自桐城之学的启迪,有的则同时得自其他知识系统。尽管如此,在其人生端点,他毕竟接受过桐城之学熏陶六年。桐城之学固然远不足以范围其精神,但在其思想和创作风格形成过程中起过较为重要的作用,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三、结语

  1949 件下,桐城派无可避免地走向式微。1995 年,桐城派著名学者吴孟复逝世。此后,学坛上再无桐城派嫡传学者为其护法,绵延数百年的桐城派终于落下大幕。

  1949 年后,毛泽东力倡阶级斗争,对包括桐城派学者在内的知识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改造。他认为,桐城文章属于地主阶级文化,古老而落后,没有近代性,连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如,在新的时代,已经用不着了。1956 年 8 月 24日,他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55章士钊的名著《柳文指要》扬柳抑韩,辟桐城而颂阳湖,得到他的首肯。1965年 8 月 5 日,他在致康生的信中说:章著“颇有新义引人入胜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56。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他又把桐城派托命所在的孔孟程朱之道作了根本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生活中否定儒家正统思想,否定桐城派,并没有完全妨碍他转过身来继续阅读朱熹的著作和桐城派的经典。不可否认,他所作出的对包括桐城派学者在内的知识者进行改造的重大决策,对儒家正统思想和桐城派的公开否定,直接决定着此派的命运。因此,在探究桐城派终结的诸多原因时,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所带来的后果不能不加以考虑。

  但是,必须看到,1949 年后,毛泽东对桐城派的核心理论文以载道和所究心的艺术技巧仍然表示肯定;对桐城派提倡的阳刚之美仍然表示欣赏。他的著作中渗透着桐城派的元素,其元气淋漓的阳刚气派尤其与桐城派的追求针芥相投。此外,他也曾与桐城派学者一样,对颜李之学怀有敬意。桐城之学正是通过他的著作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天下无数读者,影响着无数读者的思想和审美趣味。桐城派固然终结了,但桐城之学中的一些元素则借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锦绣文章而曲折地得以存续。

  

  (此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图片多源于网络,感谢原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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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与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3 页。

  2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二心集》,《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81 页。

  3沈寂:《吴汝纶与严复译著》,《安徽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4吴汝纶:《答严幼陵》,见《吴汝纶全集》(三),合肥:黄山书社,2001 年,第 144 页。

  5吴汝纶:《天演论序》,见《吴汝纶全集》(一),第 147 页。

  6陈家驹:《袁仲谦大事年谱》;俞慕:《袁吉六先生传》,见《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仲谦》,香港:国际展望出版社,1992 年,第

  61 ~69 页、166 页。

  7[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121 页。

  8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见《中国青年》1961 年第 19、20 期合刊。

  9《讲堂录》中有毛泽东的看法,也有其师袁仲谦、杨昌济的见解,现已无法分清彼此。根据常理,袁、杨的见解,即经毛泽东有选择地笔之于书,自然多为他所首肯。因此,本文基本将《讲堂录》中的观点,视为毛泽东的意见。

  10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533 页。

  11毛泽东:《致黎锦熙》,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3 页。

  12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0 页。

  13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1 页。

  14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4 期。

  15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2 页。

  16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8 页。

  17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7 页。

  18毛泽东:《致黎锦熙》,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7 页。

  19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9 页。毛泽东:《致黎锦熙》,《〈伦理学原理〉批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3 页、176 ~177 页。

  20张平:《〈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见柳文郁、唐夫编《毛泽东评点古今诗书文章》(中),北京:1998 年,第733 ~734 页。

  21毛泽东:《致黎锦熙》,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74 页。

  22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第 56 页。

  2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28 页。

  24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第 35 页。

  25逄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22 页。

  26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0 页,第 538 页。

  27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9 页。

  28毛泽东:《致萧子升》,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22 ~23 页。

  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73 页。

  30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1 页。

  31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94 页。

  32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选集》(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217 页。

  33刘大櫆:《论文偶记》,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四),上海:复旦大学,2007 年,第 4107 页。

  34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44 页。

  35刘大櫆:《论文偶记》,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四),第 4112 页。

  36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27 页,第 528 页。

  37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9 页,第 526 页,第 527 页,第 540 页。

  38姚鼐:《海愚诗钞序》,见《惜抱轩文集》卷四,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48 页。

  39毛泽东:《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 27 ~29 页。

  40关于毛泽东“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审美特点,董学文著《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有详细论述。见该书“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两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177 ~207 页。

  41刘大櫆:《论文偶记》,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四),第 4107 ~4109 页。

  42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81 页。

  43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1 页。

  44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30 页。

  45张贻玖:《常读〈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见《毛泽东读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 年,第 12 ~19 页。

  46毛泽东笔记:《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535 页。

  47毛泽东:《读范仲淹词二首批语》,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 29 页。

  48毛泽东:《词六首》,见《人民文学》1962 年 5 月号。

  49[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21 页。

  50李锐:《恰同学少年: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 年,第 118 页。

  51纪健生:《吴孟复先生学术传略》,见《相麓景萝稿》,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第 10 页。

  52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6 页。

  53颜元:《四书正误》卷二,见《颜元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168 页。

  54李乔:《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文化学刊》2008 年第 1 期。

  55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150 页。

  56毛泽东:《致康生》,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336 ,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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